即使奥斯卡颁奖典礼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但恐怕仍有不少人对获奖结果耿耿于怀。众望所归的《爱尔兰人》遗憾落选，半路杀出《寄生虫》不仅一举夺魁，还接连斩下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在内的四个奖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带给观众的除了震惊之外，余下的自然就只有愤怒与斥责了。一时间，对奥斯卡评比体系的质疑与抨击布满了整个网络。

然而事已至此，再怎么表达不满结果都不会有丝毫改变。既然能凭借着自身的实力获得了评委们的青睐，《寄生虫》一定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那么，这部能击败支持者众多的《爱尔兰人》的作品，究竟又有着怎样的魔力呢？

贴近现实的视角，化解偏见的魅力

作为奥斯卡史上首部非英语最佳影片，《寄生虫》的获奖对整个亚洲电影，尤其是对韩国电影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历史性的突破，而作为记录突破者的《寄生虫》，也理应接受众人的鲜花与掌声。不过，身为开拓者能够享有的不仅仅是赞誉，还有夹杂在喝彩声中的咒骂。

虽然《寄生虫》遭受非议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们对韩国的偏见，尤其是近几年与韩国摩擦不断的中国。民众很容易会因国家之间矛盾而产生怨恨，然后迁怒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而《寄生虫》恰恰就是这场争端中的“牺牲品”。

确实，在接触《寄生虫》的具体内容之前，由于对韩国片面而刻薄的见解，我们往往会产生诸如“只是区区韩国电影，凭什么他们可以得奖？”的轻蔑想法。然而，如果愿意抛开偏见，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耐心地去观赏这部作品的话，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会被精彩的剧情所吸引并因此沉浸于良好的观感之中。原本的偏见也如同被施以奇妙的魔术，消失得无影无踪。

《寄生虫》的故事讲述了由于穷困而被迫蛰居于廉价地下室的一家，明明过着难以维持生计的无业生活，身为一家之主的基泽却整天游手好闲，根本无意改变家庭的现状。直到身为家中长子的基宇通过朋友的介绍，通过伪造学历等方式，找到一份为富豪家庭子女补习的工作。当尝到欺诈带来的甜头之后，基宇决定要以此改变自己的生活，结果没想到却因此将两个相差悬殊的家庭拖入了变故的漩涡。

如果说《雪国列车》是借用充满着想象元素的“科幻”之口，去描述贫富极端分化及其带来相应的冲突的话，而这次，导演奉俊昊选择将目光置于日常的现实之上，尝试着用“真实”去阐述这一问题。而这次尝试，便成就了我们所看到的《寄生虫》。

以无比贴近现实的角度，将视角锁定在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展示他们眼中世界的样子，并以此发掘那些潜于暗处的社会问题。宏大的想象世界固然令人惊叹，其所映射的现象自然也值得深思，但与之相比，还是细致的现实更能打动人心。而这，也正是《寄生虫》的魅力所在。

情节与人物的结合，故事闪烁的弧光

既然《寄生虫》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那么就从剧本创作的角度来谈一下《寄生虫》的故事究竟“佳”在何处吧。

这一切得从人物与情节的联系说起。一部优秀电影，或者说一个优秀的故事，其人物与情节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人物的活动会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之间矛盾的爆发也会不断地把故事推向高潮。反之亦然，故事的发展对人物的塑造与转变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泽一家的遭遇便能印证这一点——从穷困潦倒的无业状态到找到收入不菲的工作，在短暂的得意忘形之后，“寄生”于朴社长家中的事实败露，在与同为“寄生虫”的雯光一家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矛盾之后，故事便迎来的最终的高潮，基泽举刀刺向朴社长，将三个家庭原本的生活破坏殆尽。

在故事发展的同时，基泽一家的性格也不断地变化着。最初面对一个醉汉都会忍气吞声的他们，却因为欺诈所得的提高而愈发地自负，这也导致他们不仅敢反击曾经给他们带来无限困扰的醉汉，还趁朴社长一家外出露营时鸠占鹊巢，将朴社长的一切视作自己所有，最后却又在遭受重挫后返回本真。

在这个过程中，故事的价值不断地在正反之间徘徊（即事件所呈现性质的好坏），人物的个性也在某两个极端的点上来回变动。在这个持续变化的过程中，便诞生了人物弧光与故事弧光，它们是构建一个优秀故事的必要因素，也是故事判断最为重要的基准。

而《寄生虫》对这些变化把控得恰到好处，恰恰就是这种优秀的剧情安排能力使《寄生虫》鹤立鸡群，一举夺得最佳原创剧本奖的殊荣。

被标签化的善恶判断，被众人遗忘的本质

那么，《寄生虫》到底想表达什么呢？只是“寄生虫”的现象吗？只是想抨击穷人寄生于富人，而富人却又寄生于社会制度的空隙之中的扭曲社会？如果仅仅是揭露了某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就能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话，是否又显得略为“肤浅”了呢？

当然，能通过《寄生虫》看到的不仅仅是当下韩国存在的社会问题，还有其他更为珍贵也更加深刻的东西。

剧中有一处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基泽一家趁着朴社长一家外出时在豪宅里惬意地喝酒时，基泽的妻子忠淑反驳基泽时说道：“不是有钱却很善良，是有钱所以善良，懂吗？如果我有这些钱的话，我也会很善良。”

在她的世界观，贫富便是判断善恶的标准。只有富人才有空暇去同情别人，像她一样挣扎于生存线的人却会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听起来似乎也有几分道理，然而实际上却大错特错。这种做法无疑将善恶判断完全标签化，而贫富就是其标签。

而这种做法不仅仅存在于电影之中，更是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地域黑、种族歧视、性别攻击…明明人类的善恶不是能够一概而论的事情，但人们却将这些统统标签化，以方便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地之上攻击他人，哪怕出现与自己认知判断完全相悖的事情也忽略不计，只是一昧地蜷缩于自己的思想洞窟之中。

就像朴社长没有基泽他们想象中那么善良一样，人本身也无法如同某个标签一样纯粹。在这个世界上，穷人会目光短浅、排斥异己，但某些时候也会体现人间真情；富人有余裕去关怀贫弱，但也会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而食人血肉…以矛盾的姿态存活于世，会在不知觉中犯下错误，创造真善美的同时也会诞生罪恶，这才是人类的本质。只是，绝大多数人们早已将这些尽数遗忘。

即使如此，《寄生虫》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将这一事实阐述出来，促使人们回想并反思，它并不止步于自己所在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还指出人类现存的弊病。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寄生虫》才会得到评委的肯定，因而从强敌之中而脱颖而出吧？

奥斯卡去西方化后的评选逻辑

当然说了这么多，这次奥斯卡评奖，《寄生虫》确实有运气成分，但是这只是一个在实力的基础上，老天眷顾了而已，并不存在说纯属是捡到了这个奖项。

什么是实力？扎实的镜头和剧情表现为基础，优秀的人文精神体现，揭示社会运行现状是提分点。而我们看这次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1917》，《爱尔兰人》，《小丑》，《寄生虫》等等都具备如此潜质。

原来，我们都会说奥斯卡虽然全球瞩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近几年越来越像是好友聚会，相当“划水”。所以本来被认为是电影小年的2019（不太出彩的年份），在这次奥斯卡可以说是各种绽放头角，佳片追逐，让人觉得目不暇接，所以各种影片都有拥护者，都有支持者，难以评选就很正常。

这就是运气的第一个体现。

奥斯卡是学院派奖项以谨慎著称，他们并不会以任何一个闪光点来评选电影，而是全方位考虑。所以一旦一部电影的水平超出其它提名电影一点点，那么就不会存在运气因素，而今年正因为是“神仙打架”导致难以评选，所以才给运气这种意外要素生存的土壤。

我们知道随着世界各国电影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奥斯卡早就失去了以往一家独大的地位，换言之就是影响力不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困境，奥斯卡就逐渐开始去西方化，去白人化，去完全的艺术化这几个问题，这就导致了这几年来奥斯卡内部的评选本身就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而在提名的这几部影片里面，说到底基本都是雅俗共赏的顶级作品，但是在这样一个转变的思维下，抛开奥斯卡对“网飞”这种流媒体的看法，如《爱尔兰人》，《小丑》等作品确实一开始就丧失了一定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奥斯卡相比于对观众争议，更怕的是评委们之间的争议，所以常常就有热门陪跑的情况。可能它的得分数也是第一，但是因为争议过大，为此就会顺延到下一部争议较小的影片来获奖，而这次的《寄生虫》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为此来说奥斯卡能够提名《寄生虫》确实是自己走向多元化，重新拥抱世界的一个体现，但是与此同时，倘使《寄生虫》不能依靠自己的硬实力和韩国文化部门的宣传支持，想来进入候选也是困难。

说到底，《寄生虫》能获奖，人文精神，时代造就，自身努力也是缺一不可。

参考：

《电影史：理论和实践》，艾伦【美】著

《奥斯卡大观：奥斯卡奖的历史和政治》，利维【美】著

《韩国电影》，奉俊昊，金知云等导演，CJ集团等出品

来源：互联网， 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删除（扣扣号：185#0792#13去掉#号）